“大多數作家的葬禮看上去都悄無聲息，他的葬禮像是一次例外"

　　吊唁

　　賈平凹穿著深藍色的襯衣，站在悼念人群第一排靠左的地方。身旁都是深色著裝的人。他們神情凝重地看著前方。陳忠實巨大的畫像懸掛在黑色的幕布里，仿佛陷入濃 重的夜色。畫像里的陳忠實身著藍色的襯衣，同樣望著前方，面目安詳。他的遺體躺在畫像下的白色花叢中，稀疏而整齊的花白頭發枕著一本《白鹿原》，身上覆蓋 著黨旗。

　　陳忠實活了74歲。他是在50歲的時候，有了用來墊棺材的枕頭。1992年完 成《白鹿原》后，他再沒有出版過長篇小說。在中國文壇，尤其在陜西，作為《白鹿原》的作者，陳忠實有著足以與之匹配的身份。陜西在1980和90年代出現 了一批享譽全國的作家，尤以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為代表。這個春天過后，只剩下賈平凹。

　　在西安鳳棲原的殯儀館里，許多人料想著賈平凹會上臺念悼詞，就像路遙去世的時候，陳忠實致悼詞那樣。1992年的路遙追悼會上，陳忠實念道：“我們不得不接受這樣的事實，無論這個事實多么殘酷以至至今仍不能被理智所接納，這就是：一顆璀璨的星從中國文學的天宇隕落了。”

　　此時，陜西省委宣傳部長梁桂走上臺去念悼詞：“優秀的共產黨員……”遺體的一側，依次排列著國家領導人所送的花圈。

　　第一個上前向遺體告別的是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在她后邊的幾位中，有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陳忠實的一個身份是中國作協副主席，另一個身份是前陜西省作協主席。

　　5月5日這個早晨之前，陜西省作協大院里，為陳忠實搭建的靈堂已經接待前來悼念的人士近一個星期。大多數時候，院子里是寂靜的，麻雀在院子中間的噴水池上汲水。天氣燥熱，各種紙質的紀念物紋絲不動，并沒有什么風。

　　院落始建于1930年代，原是國民黨軍隊第84師師長高桂滋的公館。1936年，西安事變后，蔣介石就被軟禁在前院。作協的主要部門都在后院辦公，陳忠實的 一間辦公室當年也在此地。成為陜西省作協主席后，后院蓋樓時，他搬到了前院蔣介石當年住的屋子。有人開玩笑說，陳忠實把自己給軟禁起來了。

　　陳忠實看上去并不喜歡待在這個院子里。2001年春節剛過，他在西安城里買了二十多袋無煙煤和食物，回到西蔣村祖居的老屋。準備了這么多的東西，顯然是打算 在這里長住。妻子女兒送他復歸原下鄉村的老屋，他留下，妻女回城。他站在門口揮手告別妻女，看著汽車轉過溝口，轉過那座頹敗不堪的關帝廟，折身走進大門， 進入剛剛清掃過隔年落葉的小院。

　　2003年12月11日，他寫了《原下的日子》，回憶 那兩年的鄉間生活。他在文中引用了白居易的一首詩《城東閑游》：“寵辱憂歡不到情，任他朝市自營營。獨尋秋景城東去，白鹿原頭信馬行。”接著寫道，“一目 了然可知白詩人在長安官場被蠅營狗茍的齷齪惹煩了，鬧得膩了，倒胃口了，想嘔吐了，卻終于說不出口嘔不出喉，或許是不屑于說或吐，干脆騎馬到白鹿原頭逛 去。”

　　這些天，在西蔣村，有許多前來追尋陳忠實足跡的人。包括這個立著“陳忠實舊居”的院子。院子看上去是寥落的。當年陳忠實回到原下，一個人站在院子里，抽著雪茄。“原坡上漫下來寒冷的風。從未有過的空曠。從未有過的空落。從未有過的空洞。”

　　省作協的院子里，立著一張巨大的畫像，陳忠實神情深沉，手里夾著一支雪茄。周圍是不斷前來吊唁的人們，走過畫像。

　　傳記

　　那條通往西蔣村的路，邢小利和陳忠實走過很多次。有一次，在路上，邢小利說，晚明文人很講究生活的藝術化，有個叫屠隆的，說他最理想的生活是“樓窺睥睨，窗中隱隱江帆，家在半村半郭；山依精廬，松下時時清梵，人稱非俗非僧”。這種生活方式，可進可退，非常靈活。

　　陳忠實對邢小利說，我居住的地方是“半城半鄉”，人是“半官半民”，其實更多的是一個“民”。

　　在高桂滋公館后院的辦公樓里，作為作協文學創作研究室主任的邢小利，不停地在接待來訪的人。他是《陳忠實傳》的作者。

　　“他 （陳忠實）當時不同意任何人給他寫傳記。”邢小利說。對于傳記，陳忠實認為它屬于歷史，要寫就很真實，不能有虛的東西。寫也不能只寫他認為好的那一面，而 不寫另外一方面，如此一來，人就不全面。可是，一個活著的人總要面對很多忌諱，很多東西不能寫。“他還有一個認識是，自己值不值得寫。”

　　“為什么后來又讓你寫了呢？”我問邢小利。

　　“中國的傳統講究知人論世，你不了解這個人，很多作品就不可理解。不了解曹雪芹的身世，怎么能更深入地理解《紅樓夢》？《白鹿原》之所以產生在這個時代，只能是陳忠實寫出來，此前和此后都不可能。”邢小利說。

　　邢小利給我一本《白鹿書院十年》的書。他和陳忠實一起辦了白鹿書院。書院里要建一個陳忠實文學館，需要搜集很多資料，在這個籌辦過程中，他和陳忠實進行了深聊。但是對于傳記，陳忠實還是那句話：“不是我不讓你寫，我誰都不讓寫。”很多有名的人提出給他寫傳，都被拒絕了。

　　雖然不讓寫，但邢小利仍然在做資料的搜集，做目錄，做年譜。他對陳忠實的認識越來越清晰。“做這件事我有一個認識。有句話叫‘窺一斑而知全豹’，這種認識肯 定是片面的。你只有了解全豹之后才能看到一斑的價值。他早期為什么會寫階級斗爭的東西，后來為什么不寫了？后來為什么會寫《白鹿原》？你了解了他整個人和 時代，就會自然明白。”

　　前些年，陜西人民出版社接到一個項目，要宣傳陜西3個作家：陳忠實、路遙、賈平凹。路遙和賈平凹的傳記都出來了，陳忠實這里仍然沒有動靜。出版社的人反復做 工作，陳忠實還是不同意。邢小利只好再次被請出馬，跟陳忠實繼續聊。他對陳說，“我寫的是個評傳，這其實是文學研究的一個方法，一個很古老的方法。凡是重 要的作家，特別是大作家，是一定要有評傳的。實際上就是怎么樣解讀你的文本，文本一定是跟生命體驗有關系的。”陳說，我回去想一想。半個月后，他對邢小利 說，我同意你寫，你放開寫，大膽寫。

　　邢小利寫完傳記之后，把稿子給了陳忠實。一個月過 去了，都沒有回音。邢小利心里就嘀咕，可能有點問題。出版社著急，他就去催陳忠實。陳忠實跟他說，請你吃個飯。飯桌上，陳忠實說，“你的書看了，咱不出 了。不是你寫的不真實，都是真實的，也寫得好，我把這看了以后——這話我都沒有跟別人說過——感覺是被剝光了，沒有穿衣服一樣。”

　　“他不能接受。”邢小利說，“我能理解他，一個人面對真實的自己其實是很難的。我也沒說什么，尊重他的意見。”這是2013年的事情，書稿就這么放著。

　　兩年之后，到了2015年，出版社又著急了。邢小利又跟陳忠實說起這件事。這回，陳沒有反對，只是笑了笑。“我想，他就是默認了，書就出版了。”那個時候，陳忠實的身體已經發現出了問題。

　　到了2016年2月16日，正在海南的邢小利接到了陳忠實的電話。“你寫的那個我的傳，我看完了。”陳忠實在電話的那頭說。“寫得客觀”、“材料真實豐富”、“分析冷靜”、“沒有胡吹”——這是陳忠實跟邢小利談到傳記時說的幾個點。

　　“書 里的一些材料，他（陳忠實）自己也沒有見過。比如他的檔案，檔案自己是不能看的。我是拿著作協的介紹信，到省委組織部去看的。而且還必須有兩個黨員在場。 不許拍照，只能抄寫。”邢小利說，“歷史學的態度、精神和方法對我影響很大。我覺得寫他是記錄一段歷史。《白鹿原》已經是文學的一座高峰了，他以前的東西 并不有損他的高度，他就是從這兒過來的。他不是天才，文學的天分并不高，但他從那樣一個很低的位置走到這樣的高度，恰恰說明了他的偉大。這不僅對個人很有 意義，對于歷史也有意義。”

　　邢小利提到了陳忠實當年的高考作文。陳忠實也曾說，自己當年寫的作文有投機心理，他因此沒有考上大學。“如果他考上大學，可能就沒有陳忠實了。他的一絲一毫都跟那個時代有內在的聯系。他所說的投機心理，其實就是緊跟當時的政治形勢，他覺得這樣會拿高分。”

　　1962年，陳忠實參加高考。語文作文題有兩個，其一是“雨中”，其二是“說鬼”。陳忠實選擇了“說鬼”。“我已不記得我是如何說鬼的，也不必說我把鬼論說得如何，致命在于我沒有寫完。”考試結束鈴聲響時，他覺得自己完了。失了魂一般走出考場大門，才意識到尿濕褲子了。

　　愣勁

　　“他（陳忠實）住院的時候，我過幾天就給他發一個短信，我說你一定要保重啊，他很感動。有一次他稍微能說話，我正在銀行里辦個事，他突然來個電話，說，‘云儒 啊，我今天能說話了，我看了幾次你的短信，說真話，你的短信讓我很感動，我必須要給你打個電話。我現在好著呢，我今天感到非常好。’我就開玩笑說，那就 好，你要多曬太陽，人的皮膚和植物一樣也會光合作用的，像陜西農民一樣在南墻上曬太陽。我在140歲的地方等你，那個時候你138歲，138歲之后你還能 不能活下去我就不管了。”坐在書房里用來寫毛筆字的大桌子前，肖云儒忽然說不下去了，要說的話哽住了喉嚨。

　　肖云儒跟陳忠實認識得非常早。他17歲就到中國人民大學上學，21歲畢業后，到了《陜西日報》工作。“我那時候賊膽大，開始在西安的小劇場講散文。”

　　此時的陳忠實高考落榜，回到鄉下，但仍是個文學青年。周末的時候，他坐三四十里地的公交車到城里聽文學講座。這一次，路途太遠，他遲到了，坐到了最后一排。

　　“他（陳忠實）坐在后面就很生氣。狗日的，為什么這個講課的看上去還沒有我大，為什么你要坐在那里講，我要坐在這里聽？”肖云儒說，“他的愣勁就出來了：我必 須要下苦功。我給他的是一種反彈的力量。他后來給我講了這個故事。我說，哎呀，忠實啊，鬧了半天，我給你當了幾十年反面教材。”

　　肖云儒的講題是《散文散談》。就是在這次講座上，陳忠實親耳聆聽到他對散文這種文體的概括——“形散而神不散”。肖云儒在二十出頭的年紀對散文的這句概括廣為流傳，已經成為慣用語。“形散神不散”，這是他最早在1961年5月12日《人民日報》一篇同名短文中提出來的。

　　此前幾年，正在上初二的陳忠實對文學產生了興趣。那是1957年下半年，語文老師在課堂上經常提到一位“神童作家”劉紹棠。1957年8月27日，《中國青 年報》刊登了一篇報道《從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相比于右派，“神童作家”更吸引陳忠實。這類似于韓寒、郭敬明對于80后的影響。

　　邢小利還記得，2008年12月9日晚上，在省作協辦公室，他拿出從孔夫子網買來的劉紹棠小說《山楂樹的歌聲》給陳忠實看。陳忠實熟悉其中的句子，開始朗讀起來。

　　劉紹棠受肖洛霍夫的影響很大，他喜歡《靜靜的頓河》。陳忠實也因此喜歡上了《靜靜的頓河》。從村里流過的灞河會讓陳忠實聯想到頓河，那是他想象的遠方。很多年后，白鹿原也成了許多文學青年想象的遠方。

　　春末的一個下午，我通過手機定位，找到了電子地圖上那個標著白鹿原的紅點。這恰好是一片麥地，青色的麥穗直直地立在塬上，麥地里散落著幾處墓碑，看上去有不少年月。天氣很熱，但過早到來的夏天里，并沒有蟲子的鳴叫。

　　一位姓韓的大娘獨自走過白鹿原，她是附近的村民。

　　“《白鹿原》這本書？”韓大娘感到疑惑，“沒有讀過。”

　　“白鹿原的景色好得很。”她補充了一句。

　　從這片麥子地往東北方向走上幾里地，經過白鹿超市，白鹿飯店……有一個剛開業不久的白鹿原民俗文化村。村口立著門樓，“仁義白鹿村”的旗幟高高地挑著，廁所的男女標識上分別寫著“黑娃”和“小娥”。這里有陜西和各地的小吃。秦腔在仿古的舞臺上唱著。

　　在這有些魔幻的場景里，我想起一位作家說過的話：強烈的想象能成為現實。白鹿原是陳忠實給陜西創立的logo。肖云儒認為，陳忠實就是一個logo。

　　“作為一個優秀作家能夠成為文學的logo，已經很不簡單了。如果你不但能夠成為文學和文學史上的一個標志，而且能夠成為一塊土地、文化的標志，這就更進一步了。”肖云儒說。

　　肖云儒70壽辰的時候，很多親朋都來了，陳忠實也在其中。他說，忠實，你講幾句話，行不行？

　　陳 忠實當著大家說，老肖這個人很直率。“我當面批評過他（陳忠實）的《信任》，我說《信任》里面有‘四人幫’高大全的遺跡。這不怪他，那個時代都是那樣。 ‘四人幫’剛粉碎，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是不平衡的。‘四人幫’的思維還在我們的腦子里。我對他的批評是真誠的，并不影響我們的友誼。”

　　在陜西電視臺的一個節目上，陳忠實和肖云儒曾經發生過激烈的爭論。倆人都是嘉賓。節目剛開始，主持人說，有人認為西安的城墻是一個封閉體，這多少成為陜西人不夠開放和現代的一個標志。陳忠實一下就生氣了：又拿城墻說事，這跟陜西人思想解放不解放沒啥關系。

　　肖云儒覺得陜西人是有點封閉，弱弱地說了句：“老陳啊，這個事情你也絕對化了，這就是個比喻。這個比喻你可以不承認它，但也未嘗不可。陜西人身處內地，在思 想解放這個問題上的確是要加一把勁兒。”他更生氣了，說，老肖，你在陜西住了這么多年，吃陜西人的飯，你怎么就……肖云儒也激動了，現場一片唇槍舌劍。 “我也是很率真的，說得我的手都發抖了，我就假裝在那兒寫字。”肖云儒說，“做完節目之后，本來要吃一頓飯的，大家都說，不吃了，走！”

　　到了晚上，陳忠實給肖云儒先打了電話。“他說，肝火咋這么大啊。我說，我不計較，你也別氣壞了。他說，不氣壞，但觀點還是不變啊。他說他要寫文章：陜西不是一個閉塞的地方。他后來寫了三四篇，他每次寫完都給我打電話，讓我看，我就逗他說，沒看。”

　　有一年除夕，春晚結束后，肖云儒睡下了。陳忠實給他打電話，好像喝了點酒，說，云儒，你在哪兒？肖云儒說，我都睡下了。“他說，我想找你說說話。”他們兩人談了一夜的文學。“他需要有一個傾訴的對象。”

　　陳忠實有一張手夾雪茄的照片非常出名。“西部大開發”剛提出來的時候，肖云儒跟他說，這張照片可以做廣告：你要了解西部嗎？請看我的臉。“他的臉上不是溝壑縱橫嗎？就像羅中立的油畫《父親》一樣。”

　　那張手夾雪茄的照片出現在許多地方，包括陜西省作協院子里。

　　陜西球迷希爾頓穿著10年前印制的陜西國力“西北狼”球迷服站在院子的樹蔭下。他頭一天晚上值夜班，剛下班，大清早就過來了。他覺得靈堂里陳忠實的照片過于安詳，這張夾雪茄的照片也許更好。“這張照片里更有陳老師的神韻。”

　　陳忠實是陜西國力的忠實球迷，寫過許多球評，他也有一件希爾頓身上這樣的球服，經常參加球迷的聚會。足球這項運動很對他的胃口，只要他在西安，逢球便看。當 院子里紀念陳忠實的華陰老腔演出停下來后，希爾頓在人群中忽然大喊“陳老師”。這仿佛是一場球賽，但已經到了散場的時候。

　　演出的華陰老腔就是春晚上和譚維維合作的那一群人，也是在人藝版話劇《白鹿原》里出現的那一群人。

　　他們敲打著板凳，急速地撥動琴弦，用喉嚨涌出的聲音唱著那曲經典的《將令》。“將令一聲震山川，人披衣甲馬上鞍，大小兒郎齊吶喊，催動人馬到陣前……”

　　“我剛才覺得自己沒法唱下去了。”張喜民在作協食堂的桌上收拾樂器的時候，低聲地說。華陰老腔如今被許多人知道，陳忠實用了很多心。這幾位華陰的農民剛才是流著淚走過來的。這是院子里那幾天最激越的時刻，卻透出更為深沉的悲傷。

　　“習焉不察、見慣不慣的慣性是一種可怕的力量，它可以摧毀人對事物的驚訝、新奇，也可以摧毀人的激動、痛苦、歡樂、幸福，甚至使人變得遲鈍、麻木、冷漠、冷酷。我對陳忠實就是這樣的。”文學評論家李星在多年前寫一篇關于陳忠實的文字時，感到難以下筆。

　　在 李星眼里，陳忠實不光是一個能坐冷板凳的有沉靜之氣的作家，而且是一個能冷靜地把握環境的作家。柳青曾說，他最討厭身上有“燒布布味”的作家。陜西話說一 個人有“燒布布味”，指的是這個人慌里慌張，靜不下來，稍遇挫折就灰心喪氣，稍有所得就趾高氣揚，不可一世。“陳忠實身上絲毫沒有這樣的氣味，這是一種性 格。”

　　陳忠實是省作協主席，是李星的領導。在一些事情上，李星并不認同陳忠實的做法， 他們也因此疏遠過。李星認為陳忠實不適合做領導，陳忠實大概也是這么想的。“說陳忠實擔任的主席職位是官他可能要不高興，但事實卻確實如此，正廳級單位的 一把手，還不是官？要在過去起碼也相當于道臺。”李星說。

　　農民

　　作協的靈堂和追悼會現場，賈平凹的一舉一動都被相機所捕捉。在這期間，他很少說話，要說的話，也很短。紀念陳忠實的文章，他寫得也短，只有283個字。這讓他備受質疑甚至攻擊。大家設想著他與陳忠實之間的關系。甚至賈平凹的新書《極花》在此時也招來了許多負面評論。

　　謝勇強是《華商報》跑了多年文化口的記者，他把這些事看在眼里。“這些幾十年都在一起競爭、成長的老弟兄之間，感情是復雜，也是真摯的。李星對我說，賈平凹 在他家里吃攪團，作協的人都來要字，從門房到年輕的作家，賈平凹趴在地下寫了一上午。陳忠實也在他家吃攪團，一吃就是兩大碗。如今吃攪團的老弟兄少了一 個，賈老師的寂寞，豈是那些等著看熱鬧的人所能懂得。”

　　肖云儒看了賈平凹《懷念陳忠實》一文，他認為賈是受到了佛家與道家思想的影響，在這個年齡對于生死問題也有自己的理解和認識。文中的那句“水流原在海，月落 不離天”，來自《哭僧》，全詩為：“道力自超然，身亡同坐禪。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溪白葬時雪，風香焚處煙。世人頻下淚，不見我師玄。”

　　“有些人炒作平凹和忠實怎么樣，都是小人之心。”肖云儒說，“路遙、陳忠實、賈平凹都是‘炸油條的’，都飆著一股勁，這是正常的，飆著一股勁并不是橫向地毀壞別人，這是往前走，看誰走得快，是一種良性競爭。”

　　陜西省在改革開放之后的第一個文學社團就有陳忠實、賈平凹，肖云儒也是其中一員。肖云儒算年齡大的，四十多歲，其他人都是二三十歲。要給社團起名字，賈平凹 想了個名字叫“群木”。“樹林里的木頭不要打橫岔，不要鬧不團結。你要往上長迎接陽光，迎接風。我們這個社團就是大家爭著往上。所以，我覺得路遙、賈平 凹、陳忠實的關系就是在文學的道路上良性的、積極的、向上的競爭。這種勁兒正是陜西漢子的勁兒。”

　　路 遙得茅盾文學獎那天，大家在新聞出版局開一個會，陳忠實、路遙在，賈平凹可能不在，肖云儒在，好多人都在。“我們都還不知道路遙得獎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 廣播了，結果出版社有個人就過來了：路遙，祝賀你啊，你得茅盾文學獎了！陳忠實那個表情就是愣一下，像是被電擊了一下，兩秒鐘以后才反應過來：祝賀你！他 下決心就要回去寫小說。平凹也有這樣的心情，你想《平凡的世界》那么早得了獎，《白鹿原》也得了獎，他得了很多國外的獎，但從來沒有得過茅盾文學獎，他就 非常著急。我就和他開玩笑：平凹，你不要著急，你的寫作狀態就和你的一本長篇小說一樣，有點兒浮躁。為啥？著急啊。最后他得上了。這些都是好事。文學陜軍 多少能成一點氣候，就跟這股勁兒有關系。跑在第一圈的人都在追趕。不服氣的人是在事業上不服氣，陜西作家、評論家之間，沒有搞小動作的，都拿作品說話。”

　　這幾天，在解放路西安圖書大廈的三樓，陳忠實的作品放在最顯眼的位置，和他的書放在一起的是陜西的幾位作家，緊緊挨著的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幾部作品。《白 鹿原》的第一個句子：“白嘉軒后來引以為豪壯的是一生里娶過七房女人。”明顯是受了《百年孤獨》的影響。魔幻現實主義的風潮在1980年代曾經橫掃中國文 壇。

　　再往前走幾個書架，可以看到柳青的女兒寫的《柳青傳》。邢小利在做了一段陳忠實研究后認為，如果要理解陳忠實和理解這個時代，很多東西要往前延伸。“我們的很多文化是從延安時期開始的，陳忠實的一個師傅就是柳青。”

　　柳青是1916年出生，1938年5月就到了延安。那時國共還在合作，抗日戰爭剛剛開始，延安整風還沒拉開帷幕。

　　邢小利是柳青文學研究會的副會長。“柳青這個人是很復雜的，很有價值。通過我們了解這個柳青，應該把那一段歷史很多東西都弄清楚。柳青后來對歷史進行了很深刻的反思。”

　　柳青早年順風順水，待遇都特別好，到了1966年，被打倒，受到很多折磨。“他的妻子自殺，他自己也自殺過，沒死成，他怎么會不反思呢？”

　　“文革”開始之前的1966年2月12日，作為“民請教師”的陳忠實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預備黨員。

　　中 共灞橋區黨委在1982年關于陳忠實的考察報告中有一段記錄，這是邢小利為陳忠實寫傳時看到的：“陳忠實帶領學生從北京返校不久，學校紅衛兵分裂出對立的 ‘紅色戰線’組織，這個組織剛成立，就以陳忠實是公社黨委的‘保皇派’，‘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等罪名，對陳忠實進行了多次批判。從此，陳忠實成了批 斗對象，除了參加勞動、留校看門以及接受群眾組織批判外，無其他活動。此后也再未參加過任何派性組織。”

　　1967年初，春寒料峭，陳忠實從鄉下進西安城，為學校養的幾頭豬買麩皮飼料，走著走著，他看到自己崇拜的柳青戴著紙糊的高帽子，被押在卡車上一路游街。他幾乎絕望了：柳青這樣的作家都被打倒了，自己還能在文學上弄啥？

　　那時候，大家都在絕望中支撐。年輕的肖云儒被打成“修正主義苗子”。肖云儒在描述這一段經歷時，特別提到一點。“我跟你講個事情，那時候在報社，我們站一 排，都是要挨批斗的，前面是主任、編輯，最后是我，我是‘苗子’。介紹到我的時候，我就看到兩個女學生很驚異地笑：她們還不知道有這么個頭銜。我覺得特別 溫馨，這個世界還是有穿越政治術語背后的同情和理解。女生的眼光我就一輩子記住了，我一下子就有了信心。”

　　2012 年9月11日，邢小利陪同陳忠實一起去北京參加《白鹿原》出版20周年紀念活動。坐火車，晚上睡不著，閑聊起來。話題說到了“文革”，此時，陳忠實突然激 動地說：“那個時代就是那個樣子，當時誰都不覺得那是不正常。‘文革’中人都瘋了，我也瘋了。”說到這里，他睜大雙眼，把頭猛地向后仰。

　　“他 曾當時努力跟上時代的腳步，企望走在時代的最前列，其實就是緊跟當時的政治形勢，并和當時的意識形態保持高度一致。他以為這樣做就是‘進步’的。主觀上他 不是要做一個緊跟形勢的跟風派，但他的思想認識，在當時，缺乏更為宏闊的文化的、精神的和價值的參照坐標，他只看到了當時的歷史現實，只受到了當時的影 響。”邢小利說，“這種關于文學的認識，在當時，不僅僅是陳忠實一個人的理解，簡直就是一個時代的‘文學意志’。”

　　1982年11月，40歲的陳忠實調入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也就是后來的陜西省作家協會），成為一名專業作家。

　　“從中國文化和精神的譜系上看，陳忠實既不屬于傳統意義上的文人，也不屬于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他的經歷，他所受的教育，以及由經歷和教育所形成的生活觀念 和思想觀念，都更接近于中國農民的生活觀念和思想觀念。”邢小利說，他還是偏儒家。他對儒家的思想文化的東西讀得也不是很多，但這塊土地就是儒家的。那個 文化是骨子里頭的。他一生下來，他媽他爸他村子里所有的人都是受這種觀念影響。”

　　“剝離”與“尋找”是陳忠實后期創作，特別是《白鹿原》創作必要的藝術創造心理過程。“沒有這個‘剝離’與‘尋找’，就沒有后來的陳忠實和《白鹿原》。”

　　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這是陳忠實要做的。“他沒有剝離干凈。我對那個時候的文化背景是了解的，他開始沒有自我，后來他開始慢慢尋找自我，最后完成了自我。完 成了自我并不是說你就達到了一個知識分子或者是文人的高度，他只是個作家。完成了他的自我，所以我沒有說他這個自我到底是啥，從某種意義上還沒有進入到現 代。有時候我說他對歷史的認識是模糊的，對現實的態度是曖昧的。”邢小利說，“但是作為一個作家已經很難了。正是他的很多復雜的東西，體現了歷史的很多斑 斑點點。你把他打磨得太干凈了，反而不豐富了。所以我說復雜的反而是深刻的。你弄得很干凈，純粹的知識分子、文人，那反而顯得單調。”

　　有一句評論陳忠實的話是：“告別權威歷史、政治化歷史和政治化文學崇拜的同時，陳忠實走向了文學的新的構建。”

　　1980年代，中國在轉型，陳忠實也在轉型。

　　邢小利是把陳忠實放到80年代的大背景下去審視陳忠實的。80年代中期的文壇，主義、流派、方法異彩紛呈，“各種風騷一半年”，而其中的“文化-心理結構”的創作理論，使陳忠實茅塞頓開。

　　1980 年，李澤厚在《中國社會科學》第2期發表《孔子再評價》一文，提出了“文化-心理結構”概念，認為孔子學說為漢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奠定了基礎。80年代 中后期，一批具有革新意識的文學研究者如劉再復等人把李澤厚在哲學、思想史、美學研究中提出的“主體性”、“心理積淀”、“文化-心理結構”等概念和理論 引入文學研究領域。劉再復在《人民文學》1988年第2期發表的《近十年的中國文學精神和文學道路》一文中認為，1977年之后的文學是反思文學，從政治 性反思到文化性反思，再發展到自審性反思。

　　“陳忠實并不一定要深入了解這個理論學說的 來龍去脈及其理論價值和意義，他得到的創作啟悟是，人的心理結構是有巨大差異的，而文化是人的心理結構形態的決定因素。認識到這一點，陳忠實的創作思想就 從人的性格解析轉為對人物心理結構的探尋。”邢小利說，“探尋對象就是他生活的渭河流域，這塊華夏大地上農業文明出現最早的土地，它的歷史和現實的文化對 人的心理結構的塑造。”

　　1991年臘月，妻子王翠英到西蔣村給陳忠實送面條和蒸饃。臨走，送妻子出小院時，陳忠實說：“你不用再送了，這些面條和蒸饃吃完，就寫完了。”王翠英問：“要是發表不了咋辦？”陳忠實沒有任何遲疑地說：“我就去養雞。”

　　在當時的環境里，《白鹿原》能不能出版確實是個問題。而他已經50歲了。前面的路怎么走，他不得不考慮。灞橋就在前面，那是一個自古以來送人遠行的地方。是把自己送走呢，還是把文學送走？

　　功成

　　陳忠實出生在灞河邊上。他在小說《白鹿原》中，稱灞河為“滋水”，稱浐河為“潤水”，意為滋潤大地之水。

　　1992年，完成《白鹿原》之后，他填了一首《青玉案·滋水》：

　　涌出石門歸無路，反向西，倒著流。楊柳列岸風香透。鹿原峙左，驪山踞右，夾得一線瘦。倒著走便倒著走，獨開水道也風流。自古青山遮不住。過了灞橋，昂然掉頭，東去一拂袖。

　　這一年，還有一個重要的廣播，對于陳忠實聽到廣播的時間，邢小利進行過仔細核證。他是在1992年3月底在廣播里聽到了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新聞。當時，《白鹿原》稿子已經被被專程前來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兩位編輯高賢均和洪清波拿走了。

　　鄧小平的“南方談話”被認為是《白鹿原》得以出版的一個政治原因。中國沉寂的局面被打破，關于要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講話，令陳忠實感到振奮。與市場經濟相隨的思想文化，也一定會發生變化。最重要的是，《白鹿原》的出版更有希望了。

　　聽了廣播大約20天之后，他回到城里的家中。進門后，按往常的習慣隨意問妻子，外邊寄來的信件在哪兒放著。他看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寄來的信。他回憶過：“待 我匆匆讀完信，早已按捺不住，從沙發上躍了起來，大叫一聲，又跌爬在沙發上。”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說自己叫了三聲。不管是幾聲，總之是人生難得的興奮。

　　“開天辟地”，這是高賢均讀了《白鹿原》手稿后的評價。

　　陳忠實在平靜下來之后，對妻子王翠英說：“可以不用去養雞了。”

　　《白鹿原》將在《當代》雜志上連載，人民文學出版社也將會出版。

　　在鳳棲原的殯儀館門口，有讀者拿著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版的《白鹿原》前來悼念。而陜西省作協副主席紅柯則拿來了當年的《當代》，這更為少見。

　　然而，《白鹿原》出版之后，曾被點名批評過。“中國作協的副書記王巨才，原來是陜西省委宣傳部長。在《白鹿原》被點名后，上面要他們拿出個意見。王巨才也是 個文學愛好者，原來在延安寫過劇本，召集了一些評論家，一共不到10個人，陳忠實、賈平凹都沒有參加，這場報告開了4天，王巨才讓我們放開說，不署名，客 觀地反映。陜西的輿論環境特別好，我們這一批評論家年齡比較大，和陳忠實差不多大，基本上沒有人說他政治上有問題。”肖云儒回憶當時的情形。

　　幾年后，《白鹿原》獲得了茅盾文學獎。

　　陜西省委宣傳部開了一個慶功會，肖云儒發言快結束的時候，“多了一句嘴：當然，就像一切優秀的作品一樣，它也不是沒有缺點。結果記者就把我圍住了：肖老師你說的缺陷是什么？我就很后悔，那一個場合不應該說那個話。”

　　過了一個月，陳忠實請肖云儒喝茶。他說，你是一個謹慎的人，你絕對不是口誤。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肖云儒說，我沒什么想法，我就覺得《白鹿原》切入中國文化 太深了，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要融入世界文化有一定的難度。“具體的中國當代政治太繁復，外國人就看不懂。你應該加強黑娃，黑娃并沒有揭示出來他的內心活動， 田小娥揭示了。如果黑娃作為一個野性的生命、搏動的力量，這是存在于中國民間最重要的動力，這么來寫他可能更有力量。你要得諾貝爾獎就有點難度。就是這個 意見。他也認可。其實陳忠實并不閉塞，他在寫《白鹿原》之前讀了大量的世界名著，他對世界現代主義作品讀了很多，但是我說，忠實，你讀的外國書很多，但你 主要是拓展你的技巧。他說，這話你說對了，我看外國書主要是看結構。對他來說，文學是神圣的。一談到文學問題，而且看你是誠懇的，誠懇中多少有些道理，哪 怕道理他不接受，他就會非常坦率地跟你講。陳忠實的性格其實是非常包容的，非常厚道的，只要你厚道待他，他絕對是非常厚道的。如果你不厚道待他，他可能會 脾氣很大。這種人我非常喜歡。這樣的人作為朋友非常好，我會掏出心里話和他講，可以成為摯友。這樣的人寫作品成功率是很大的，因為他真誠。”

　　《白鹿原》持續火熱了二十多年，被多次搬上舞臺，在不同的改編版本中，呈現的面貌是不同的。

　　5月4日的晚上，陳忠實追悼會的頭一天晚上，西安外事學院版話劇《白鹿原》在鐘樓附近的人民劇場演出。我坐在劇院中，并沒有回到兩個多月前在北京中國劇院里 看陜西人藝版《白鹿原》時的那種感受。北京的那場演出后，現場是如雷的掌聲，許多看過那場話劇的人，覺得更為接近原著。

　　5月4日晚的這場演出，看上去有許多“光明”的地方，但卻并沒有給人以力量。結尾處出現的白靈和鹿兆鵬的兒子來認外公白嘉軒的場面看上去令人尷尬。這也許是一種多余的添加。而兩年前上映的電影《白鹿原》則在1937年戛然而止。那是一種缺失。

　　在鳳棲原的殯儀館咸寧廳里。許多人在等待著追悼會的開始。最后邊的位置站著演員張鐵林，他的身邊是編劇蘆葦。

　　“《白鹿原》的各個版本的話劇都不太好。”蘆葦對我說，“太過于注重形式。”

　　蘆葦花了多年時間寫的《白鹿原》劇本沒有被王全安采用。他對王全安拍的《白鹿原》感到失望。

　　張嘉譯站在人群當中。他是電視劇《白鹿原》里白嘉軒的扮演者。不出意外的話，電視劇《白鹿原》將在2016年底上映。

　　“電影能在兩三個小時里把《白鹿原》的故事講好嗎？”我問蘆葦。

　　“完全可以。”蘆葦自信地說。蘆葦正在策劃《白鹿原》的新電影。他對于自己的劇本沒被很好地拍攝心有不甘。

　　心結

　　陳忠實的愿望實現了，《白鹿原》成了他棺材里的枕頭。許多年過去，陳忠實落后于時代了嗎？《白鹿原》講述的歷史截止于50年代，之后的中國呢？

　　我見到李星的時候，他正在住宅樓的樓上樓下尋找不見了的牛奶卡。他看上去比想象中老。他曾經是最早看到《白鹿原》手稿的評論人。“咋叫咱把事弄成了。”這是他對陳忠實說的話，他在第一時間分享了陳忠實一生中最重要的成果。

　　李星說過，《白鹿原》出來后，多少人企盼再讀陳忠實的小說新作，他卻連一個短篇也吝于出手。別人逼急了，他也發火：“我又不是急著掙稿費養家，重復自己、也重復別人的作品又有多大意思。”

　　1993年，李星問陳忠實：“《白鹿原》里許多人物的命運里程都延伸到了1949年以后，請問你有沒有寫第二部的打算？”陳忠實說：“我去年初已經下了白鹿原。作為一部長篇小說的全部構想已經完成。基本可以肯定，我永遠再不會上那個原了。”

　　“他寫過《一段幾乎湮滅的史實：中條山八百壯士血祭黃河》，也在準備寫王鼎，他一直是不死心的。他想寫的是小說，篇幅還沒有定，還在大量地收集材料。事情還沒有搞出來之前，陳忠實能壓得住。”肖云儒說。

　　“他確實準備過幾年，有幾個長篇構想了，都沒寫成。現實里很多東西不好觸及。如果不真實，那這個東西就不值得去寫。如果真實，那又不能寫。我認為，對陳老師來說，這是他最大的一個心結。”邢小利說。

　　“你看過他后來準備寫的東西嗎？”我問邢小利。

　　“沒看過，但他跟我說過。他至少還有3個題材想寫，他想寫出一個長篇，資料都有了。那是很驚心動魄的一個素材。他還想寫元嘉和禮泉縣，人民公社典型的兩個大隊。”

　　大多數作家的葬禮看上去都悄無聲息，陳忠實的葬禮像是一次例外。作協的大多數人都未曾為一次葬禮這么忙碌。

　　“我 跟陳老師關系這么好，我們有一種君子的默契。我們不議論作家協會，不談作家協會的事情。因為一談必然會陷入是非。我們把陳老師看作是一個歷史人物，有歷史 的價值和意義，那些是非有什么意思啊。作家協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單位。這里應該是一個精神高地，這里的官，最大就是一個廳級，錢也沒有掙很多。為什么有人 放棄很好的位置，跑到這地方來了，因為這是精神的高地。”邢小利說，“以前開會的時候，我曾經說，文化人有4個榜樣，屈原、陶淵明、方孝孺、曹雪芹。”

　　殯儀館里，賈平凹站在悼念的人群中，顯得有些疲憊，站在他旁邊的是陜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陳彥。他見證了陳忠實生命的最后3天。當載著陳忠實遺體的靈車緩緩通過醫院大廳、醫院走廊、醫院車庫、醫院大門時，他想起海明威墓志上的那句話：“恕我不起來了！”

　　“在《白鹿原》之后，他幾乎再沒有創作‘大東西’，如果以長度來說的話，也的確如此。但他在進行著另一種‘長度’、‘寬度’、‘厚度’的創作，那就是扶持人， 一個個扶持，一點點扶持，參加各種作品研討會，為作者新出的作品寫評論，寫‘腰封’，為青年作家搞推介活動‘站臺’，總之，他是在為他人活著，尤其是為成 長中的文學新人們活著。”陳彥說，“在西安的大街小巷，偶然能看到一個挎著破舊皮包的老人，永遠是那身灰灰的衣服，走起路來不緊不慢。”

　　幾個月前，陳彥的長篇小說《裝臺》出版，拿到樣書后，想送陳忠實一本，可他知道陳忠實的病情，即使是去看望，也沒好意思拿書。可有一天，陳忠實給他打來電 話：“《裝臺》我拿到了，祝賀！都聽說了，有可能了，我再寫點文字。”在醫院里，陳忠實送給陳彥一本《生命對我足夠深情》，這是他的最后一本書。“我感覺 他那時候心里已經非常清楚自己的狀況了。書上印著‘感恩陽光，感恩苦難’。他認為他是苦難的，他的確是受了很多折磨。而那時，他已經準備好了。”陳彥說。

　　在殯儀館里，生于1986年的年輕作家楊則緯和紅柯拿著《當代》合影，打開的內頁顯出“白鹿原”三個大字。

　　《白鹿原》之后呢？陳忠實之后呢？那些年輕人呢？

　　“現在年輕人寫東西是不是因為沒有經歷社會的動蕩所以只能出小作品？”我問肖云儒。

　　“我也覺得，除非有真正的天才，于細微處感受到了大的脈搏，那也是可能的。不像以前的時代，命運的大變換給人大的觸動。”肖云儒說，“80后陜西這批作家沒有 太出來。首先是沒有清醒的判斷，自己所處的歷史精神、時代背景和時代審美需求是什么，還是一個勁兒地看著這幾個大家，學他們。另外一個就是在這個市場經濟 時代，這些人遠離市場，他的命運并沒有和這個時代合拍。他們并沒有到商場上滾打啊，買股票要跳樓這種感情沒有啊。他全在書齋里，而社會生活中，在北京、上 海、廣東，有多少跌宕起伏的事情。這就是我跟陳忠實為城墻吵架的原因。我始終覺得陜西這個地方應該更激活一點，當然不見得用城墻作比喻。這一批作家的個人 命運和時代最重要的景觀沒有疊合在一起，不像陳忠實和賈平凹，個人的命運就是時代命運。”

　　在陳忠實追悼會的第二天，2014年去世的導演吳天明的遺作《百鳥朝鳳》上映。這是一部有著80年代氣息的電影，有著個人和時代的命運。電影里，最有威望的 死者才配得上嗩吶曲《百鳥朝鳳》。看電影時，我想到了張喜民在作協院子里和他的同伴們演奏的那曲《將令》。歌聲響徹四周，鳥兒們從水池里四散而去。

　　菊花

　　陳忠實去世第二天，楊則緯去往省作協，經過那個水池，給靈堂的遺像獻上了一束菊花。我在西安的一處藝術園區里見到了楊則緯。適逢五一假期，人們在工廠一樣的工作室前擺上大木桌，大桶的德國黑啤被打開，涌出的啤酒溢滿了大碗，并在桌子上漫延開去，仿佛是洶涌而來的時代潮水。

　　從口音里聽不出楊則緯出生在西安。而老一輩的作家，幾乎都更習慣于說陜西話。

　　楊則緯賣得最好的小說是《躲在星巴克的貓》。在鼓樓和鐘樓之間，有一個大玻璃房，那是一家星巴克咖啡館，像是嵌入了現代的傳統西安。這啟發了她的寫作靈感。

　　我在那間咖啡館喝過咖啡，從玻璃窗望出去，能看到高聳的鐘樓。店里坐著染著各色頭發的人們，在打發自己的中午時光。

　　楊則緯涂著暗紅色的指甲，像許多年輕人一樣，她喜歡在朋友圈發蛋糕咖啡，旁邊是一臺蘋果筆記本電腦。

　　她在中學時，就曾萬里迢迢交換到瑞士學習。當她回國后，已然不適應高三的環境。

　　她的成績不算特別好。父母一開始反對她的小說寫作。

　　改變這一切的大概是陳忠實。2006年，剛上大一的楊則緯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長篇小說。編輯把她的稿子給陳忠實看了，請他為其寫一個評論或者推薦語。

　　“那天我太激動了，一位文學青年見到文學巨匠的畫面請你們想象一下……”她的父母也跟著一起見了陳忠實。陳忠實夸獎了她的作品，并且詢問她是否愿意加入陜西省作家協會。“我的少女時代，常常在深夜里夢想，或者我真的可以成為一名作家。”

　　在陳忠實的推薦下，她成為了陜西作家協會的一員。

　　楊則緯還請陳忠實寫過字。當她忐忑地問價錢時，陳忠實并沒有收她的錢。

　　家庭環境不錯的楊則緯覺得自己的生活似乎太過于平淡。她現在是西安一所大學的老師。她為了寫一部新的小說，和朋友開了一家服裝店，然后跑到廣州、上海甚至是韓國去進貨。當她扛著大包小包擠上京廣線上的火車，在海關被扣押罰款時，她明白了“現實主義”更深處的含義。

　　2016年4月29日晚上9點半，楊則緯走進一家遠離省作協的花店，想為陳忠實買一束花，準備第二天早上去祭奠。

　　“你好，訂花，想要什么樣的？”

　　“嗯，你好，我……我想要菊花。”

　　“菊花？哦，是給陳忠實的嗎？”

　　“你怎么知道？很多人來買嗎？”

　　“因為我知道他今天去世了。”

　　那一刻，楊則緯心情復雜，驚訝，哀傷，又隱約感到文學復生的力量。她站在那，說不出話，眼淚快要掉了下來。（文/衛毅）

　　（主要參考資料：邢小利《陳忠實傳》、陳忠實的諸多散文。感謝謝勇強對采訪的大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