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晉中市平遙古城墻。 CFP 供圖

時代周報記者 張子宇 發自廣州

1894年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綜合國力的角力。兩國的商人階層也難免牽扯其中。而在清政府一方，據說曾有向晉商借款100萬兩白銀的記錄。事實上，無論在甲午戰爭之前還是之后，晉商一直是清政府重要的御用商人。他們的足跡伴隨著左宗棠征西的大軍，跟著努爾哈赤的騎兵，遍布中國各個角落。

即使在亂世當中，晉商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在甲午的動蕩歲月以及此后更大的巨變庚子之亂中，年輕的大德恒商號掌柜閻維藩，根據時勢變化，采取“少存多放”、“南存北放”和“多存少放”、“北存南放”的策略，使大德恒不僅未受戰爭損失，反而大贏其利。

清王朝的最后歲月，某種程度上說是晉商“黃金時代”，然而舊式的經營之道畢竟不能適應新時代的變化。清朝覆亡后，晉商走向衰亡。

晉商的崛起可以追溯到明朝，同樣和國家征戰大事有著密切的關系。明代的邊防中心在長城一線，數量龐大的邊防軍團需要大量物資如米、麥、豆、草等供應。政府自行運輸，效率低下，而鼓勵商人代為運輸，則成為更有效的方法。這些商人通過運輸軍糧能夠獲得鹽引（鹽為國家所壟斷，獲得鹽引就可以去鹽場換鹽出售）和銀兩。

在這個過程里，一大批來自山西平陽府、澤州、潞安府的商人發了大財，他們往往一人出資，與同族同鄉合伙，稱為伙計。伙計各自負責分擔各種營業，誓無私藏。由于山西南部有鹽池，賣鹽、取鹽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積大量資本，形成了晉商，故有“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

而到了明末后期，晉商的事業轉向對外貿易，并從事走私業。包括與蒙古、后金等進行貿易，這其中尤以山西商人范永斗最為典型，通過與后金政權的交易，山西范家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儼然為晉商之領袖。據《清實錄》記載，天命三年(1618)，時有山東、山西、河東、河西、蘇杭等處在撫順貿易者16人，努爾哈赤“皆厚給資費，書七大恨之言，付之遣還”。

正是因為這種關系，晉商在清朝時，獲得了天然的與政府的良好關系，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御用商人，比如擔任內務府商人等。

票號里的金融創造

然而清代晉商的崛起，不光是依靠與政府的關系，最重要的，還是在金融方面的才華體現，這就是人們比較熟悉的山西票號的故事。著名的晉商雷履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也是清代中前期的代表性晉商。

雷履泰其實最早是一個顏料商人。在北京開設西裕成商號時，常常有山西同鄉拜托雷履泰，從京城往老家捎銀兩。一般的做法是他們把銀子交給西裕成北京分號，由分號寫信通知平遙總號，然后在平遙提取，西裕成從中賺取一些匯費，時稱“內貼”。雷履泰看到了兌換金融業的商機，他和另一位年輕的晉商李大成一起合作，出資（李大成出資30萬兩，雷履泰出資2萬兩）創辦日升昌票號。

山西票號之所以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于誠實守信。道光年間許梅曾經講過，“千金紙票，交銀于此，取銀于彼，從無坑騙”，“所輸匯兌，不論款額大小，路途遠近，均能按期兌付，很少拖延”，贏得了“信用最著”的好評。

而且，雷履泰還有發明創造。發明出一套“法至精密”、以漢字代表數字的密碼法，即用漢字作為簽發匯票銀兩數目的10個數字及一年中365天的代碼。試舉一例：全年12個月的代碼為“謹防假票冒取，勿忘細視書章”，每月30日的代碼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圖自利，陰謀害他人。善惡終有報，到頭必分明”。分別為銀兩的10個數目“趙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而“萬千百兩”的代碼為“國寶流通”。假如票號在6月20日為某號匯銀4000兩，它的暗號代碼就是“取人城寶通”。這類密碼組合時常更換，嚴防泄露。日升昌成立后，生意如水入壑，洶涌而至。

雷履泰的創意很快就被其他山西商人學走。就在西裕成轉型的三年后，平遙最富的商人、有“侯百萬”之稱的侯蔭昌也將蔚泰厚綢緞莊改為票號，總號就與日升昌在同一條街上，比肩而立，僅隔一墻。侯蔭昌還把日升昌的二掌柜、正跟雷履泰大鬧矛盾的毛鴻翙挖角到蔚泰厚。總之，山西票號的出現，改變了中國傳統的貨幣流通方式，成為中國近代歷史的一次獨特金融創新。而考慮到當時中國的封閉環境，這種創新理論上應該是中國商業內生而非外來因素帶入的，也可以說尤為不易。

雷履泰和他的日升昌是清代中期晉商掌門宗主的話，到了清末就有了喬氏勢力的崛起。因為電視劇《喬家大院》而為當代人所熟悉的喬致庸就是最關鍵人物。而另一關鍵人物，則是被喬致庸提攜，在文章開頭出現的閻維藩。

在喬致庸的帶領下，喬氏家族事業日益興盛，成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戶。其下屬復字號稱雄包頭，有“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的說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恒兩大票號遍布全國各地商埠、碼頭。至清末，喬氏家族已經在中國各地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200多處，資產達到數千萬兩白銀。喬致庸本人也被稱為“亮財主”。

值得一提的是，喬致庸原本會成為一個讀書人或者官員，如果不是哥哥早逝，本來他一心讀書走仕途。吳曉波在《浩蕩兩千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寫道，晉商家族有重學的一面，但他們具有以學保商，“學而優則商”的特點。晉商家族雖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學，他們是商學結合，學中有商，商中有學，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學問之士。就連舉人出身、任教20余年，自命不凡的劉大鵬也承認：“余于近日（在）晉接（觸）周旋了幾個商人，勝余十倍，如所謂魚鹽中有大隱，貨殖內有高賢，信非虛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輕視天下人矣”（《退想齋日記》）。

正因為如此，喬致庸擁有許多超越一般商人的品質。太平天國運動時，一時間南北商道中斷，山西從事絲茶的幾家老字號面臨倒閉的危險。此時很多人想轉業，但喬致庸則將全部的精力集中在疏通南北商道上。在喬致庸看來，這不僅僅是為了賺錢，更是為了山西上萬人的生計。最終喬致庸在逆境中突出重圍，一躍成為山西地區最大的絲茶商人。此后，他又在湖北買山種茶，從根本上解決了南北商道不暢的問題。

另外他禮賢下士，發掘了閻維藩。閻原為平遙蔚長厚票號福州分莊經理，閻與年輕武官恩壽交往密切，當恩壽為升遷需銀兩時，閻自行作主為恩壽墊支銀10萬兩。為此閻維藩被人告發，并受到總號斥責。后恩壽擢升漢口將軍，不幾年恩壽已歸還了所借蔚長厚之銀，并為票號開拓了業務。但閻維藩因曾經受到排擠和總號斥責喪失了對蔚長厚的感情，決計離開蔚長厚返鄉另謀他就。喬致庸知道閻維藩是個商界難得人才，便派其子備了八抬大轎、兩班人馬在閻維藩返鄉必經路口迎接。一班人馬在路口一連等了數日，終于見到閻維藩。喬致庸之子并讓閻坐八乘大轎，自己騎馬驅馳左右，并說明此乃家父特地囑咐。這更使閻氏感動不已。二人相讓不已，最后只好讓八乘大轎抬著閻氏衣帽，算是代閻坐轎，而二人則并馬而行。

閻氏來到喬家，喬致庸盛情款待。他見閻維藩舉止有度，精明穩健，精通業務。而閻氏時僅36歲，喬致庸更是感嘆年輕有為，是難得之經濟人才。當即聘請閻氏出任喬家大德恒票號經理。閻氏對照在蔚長厚的境況，深感喬家對他之器重，知遇之恩，當即表示愿殫精竭慮，效犬馬之勞。閻氏主持大德恒票號26年間，使票號日益興隆，逢賬期按股分紅均在八千到一萬兩之間，閻氏為喬家的商業發展立下了卓越功勞。

晉商富庶，名滿天下。康熙南巡時曾經談道：“夙聞東南巨賈大賈，號稱輻輳，今朕行歷吳越州郡，察其市肆貿遷，多系晉省之人，而土著者蓋寡，良由晉風多儉，積累易饒，南人習俗奢靡，家無儲蓄。”劉大鵬記錄了太谷當地的富庶繁華：“太谷為晉川第一富區也，大商大賈多基本于此間。城鎮村莊，亦多富室，放風俗奢侈為諸邑最。”咸豐初年，管理戶部事務祁雋藻奏稱：“自咸豐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紳商士民捐輸銀數，則山西、陜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計捐銀一百五十九萬九千三百余兩”。咸豐六年（1856），又捐輸白銀201萬兩。幾年下來，先后共捐輸白銀“數逾千萬”。

晉商與軍國大事

在這種情況下，除了金融方面的發明創造外，晉商也繼續保留和政府的密切關系。如果有機會，他們甚至踴躍進入體制內，用金錢換取政治地位。可以說，處理與政府的關系，乃是清代晉商興亡的關鍵，如果處理不好，“沈萬三的詛咒”就難免再次發作。

據山西巡撫哈芬、恒春、王慶云等奏折不完全統計，日升昌、元豐玖、志成信、協同慶、協和信、蔚泰厚等票號的財東和主要經理人員，都捐納銀兩，買各級職銜。據清檔記載，太谷志成信票號財東，議敘員外郎、監生，著實賞給舉人，仍留員外郎銜，并賞戴花翎；另一人議敘守備職銜，著注守備銜，作為貢生，以道員分發陜西分缺先補用，并賞戴花翎。太谷錦生潤票號財東曹培滋，著以郎中不論單雙月選用，并賞戴花翎。平遙日升昌票號財東李箴視，不僅自捐官銜，還給已死去的父親、祖父、曾祖父捐銜，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輩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頭銜，李家的婦女均受封為宜人、夫人。平遙蔚字號首任經理毛鴻（歲羽）、從其父親到玄孫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將軍”、“大夫”，花翎頂戴，女子亦都為“夫人”、“恭人”。三晉源、百川通、長盛川票號財東祁縣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騎尉守備銜、守御所“千總”；其子渠應璜，受朝議大夫、鹽運使運同、直隸州州同；其孫渠長嬴，受朝議大夫、鹽運使運同，妻孟、羅、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恒票號祁縣喬家：喬景僖受花翎員外郎，喬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貢生，喬景信受花翎二品銜補用道員，喬景監受花翎員外郎，兄弟十人均受花翎頂戴。天成事票號經理張河錦捐銀450兩，準為監生，并賞給守御所千總銜。

除了捐錢當官，晉商在晚晴政局中更重要的角色還是參與軍國大事。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出兵新疆，為了籌餉銀，山西和陜西商人在新疆提供大量軍餉。徐繼畬說：“晉省前后捐輸五六次，數逾千萬。”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政府財政拮據，分別向京都、漢口、廣東的山西票號借銀124萬兩。

而1900年，北京爆發“庚子國變”，慈禧太后攜光緒西逃至山西境內，閻維藩得知這個消息后，設法將慈禧一行迎入大德通留宿一夜，還獻上了30萬兩白銀作為孝敬。慈禧大為感動，下令各省將京餉改解山西票號總號。后來，清廷與各國簽下《辛丑條約》，慈禧將規定的賠款本息共10億兩白銀交票號匯兌，各省每年把應交賠款解付給票號，再由票號匯給匯豐銀行。公款匯兌業務的開拓以及票號開辦的準入壟斷，讓晉商的勢力和財富得到幾何級的增長，各家票號都賺得盆滿缽滿。日升昌最興盛的時候，各地設30多個分號，年營業額達2000萬兩，每股可分得年紅利1.7萬兩，按總股本60余股計算，年贏利超過百萬兩。

衰落的一果多因

然而，好景終須過去。清王朝覆滅后，晉商迅速衰退。辛亥革命中，由于沒有事先預計到，放出之款無法收回，日升昌票號在四川、陜西各省的損失，“總計損失白銀300萬兩以上”，天成亨票號被土匪搶劫現銀100多萬兩。晉商又一度想向銀行轉變，山西票號向奧商華利銀行借款 200萬鎊，不久國務總理熊希齡倒臺，貸款之事成為泡影。最后晉商迅速退出歷史舞臺。

關于晉商的衰落，現代學者給出了多種多樣的解釋。除了傳統的內部封建統治的壓迫掠奪和外部侵略勢力的擠壓外，有一部分研究者認為，在19世紀中后期，晉商未能大規模投資于新式產業、晉商票號的中心未能隨著全國經濟、金融中心南移上海、不能開拓新的活動區域和經營項目、在培養后代人才上的失誤等是導致晉商走向衰落的原因。

也有一部分研究者認為，主要是因為沒有及時和現代的企業管理體制相接軌。1904年，清政府頒布《欽定大清商律》，第一次認可所謂 “有限責任”這一概念。但保守的晉商們沒有及時利用這種政策利好。其實當時的晉商之一蔚泰厚京號經理李宏齡在給總號的信中已經提及有限責任，并指出有限責任的好處，“不知銀行可定為有限責任，即使折閱殆盡，不過其已出之資，不能再認賠累”。其組建銀行的建議最終未被總號采納，這也成為晉商保守的明證。

晉商們并沒有在《欽定大清商律》實施后沒有將票號改組為有限責任的銀行，最終導致在票號周轉上不利，無力償還債務時，“因股東負無限責任，只得將股東的住宅拍賣，股東早恃其遺產為生，無生活的能力，形成了早為堂皇冠冕的富家翁，晚成餓殍，沿街乞討，多餓死于道途。”

然而，現代研究者常海峰認為，中國商家，尤其是晉商，無限責任的承擔某種程度上是信譽的一種表現。甚至有“父死子繼”的觀念。即便是在今天，如果父親所欠下的債務，父親去世后，體面的兒子也不會拒絕償還。票號如果接受有限責任就等于宣布：商號賠光了事，與東家無關，你們欠債不能還只能自認倒霉。顯然無論對于東家、商號還是相與，這種觀念都是難以接受的。中國人對于有限責任是極其警惕的，即便在今天，債務人也是千方百計地突破有限責任，試圖讓股東承擔無限責任。與其經營規模來對比，山西票號的自有資本不大，他們的資本金一般在幾十萬兩白銀，而每年的營業額都高達幾千萬兩，甚至上億兩白銀。票號之所以能夠被社會接受，憑借的就是信譽。而有限責任之所以能夠確立，憑借的卻不是信譽，而是資本規模。即便是當年的李宏齡，也只是建議各票號“每家各出資三五萬兩”，成立有限責任的銀行，而各票號繼續沿用原來的經營模式。如果晉商的票號主動采用有限責任的模式獲得更大的發展，就不會被世人視為放棄“信用”而自掘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