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插圖|冷冰川

張愛玲：在那不可解的喧囂深處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溫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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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版圖上，很少有一位作家，能夠像張愛玲一樣，引發如此眾多的關注。不止于她的作品，八卦、家族、歷史，甚至還有她的服裝、首飾，甚至一抹胭脂的色彩，都成為了后世人們津津樂道、并孜孜不倦尋覓的主題。

　　在她去世之后，人們依舊能夠看到她的“新”作出版，并依然穩居著暢銷書排行榜的第一位。

　　近日，張愛玲小說《〈小團圓〉手稿復刻》版和《少帥》簡體版出版發行。至此，張愛玲的所有小說都已經面世，而她的“傳奇”仍然余燼閃爍。

作品《少帥》封面。

　　張愛玲的“禮物”

　　“如果能夠重新選擇，我肯定不會接受這份禮物。”

　　作為張愛玲的好友宋淇與鄺文美唯一的兒子、張愛玲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說。

　　宋以朗1949年出生在上海，在四個月大的時候被父母抱在懷里來到香港，18歲時離港赴美，并留在那里生活了30年。

　　雖然宋以朗的父母分別畢業自燕京大學比較文學專業與上海圣約翰大學文學系，但宋以朗卻一直從事著一份與文學毫無關系的工作，他擁有統計學博士的學位，并且曾在全球第二大統計公司擔任顧問職務。

　　宋以朗小時候見過張愛玲，但印象不深。彼時的他對家中出現的這個高高瘦瘦、戴著眼鏡、與父母用上海話交流的女人并沒有什么興趣，只是偶爾抱怨著“她一來，就占據了我的臥室，我就只好到客廳當‘廳長’”。

　　2003年，為照顧生病中風的母親，宋以朗回到香港。2007年，鄺文美去世，宋以朗正式開始接管張愛玲這份通過父母遺留給自己的 “禮物”，宋以朗的名字，從此與張愛玲緊緊聯系在一起。

　　但宋以朗并不承認自己是研究張愛玲的專家。“我這么多年做的東西，算不上什么研究，我只不過是對解決問題這種事情有興趣，不止張愛玲的問題，任何事情都可以。”

　　“解決問題”是宋以朗面對張愛玲遺產的態度。

　　在每次決定一本書稿是否要出版之前，宋以朗都會進行數次嚴謹又專業的統計學分析。他首先從自己家族內部的資料著手，在父母與張愛玲長達90多萬字、浩如煙海的通信來往中，摘取出與此文稿相關的內容，并由此一步步判斷出作者對于它的態度以及重要程度，然后再將統計內容從家族內部延展到網絡以及社會各類相關人等中去，并最終得出相對精準的數據分析。

　　“說來說去，對我來說，其實都是數字的問題。”宋以朗這樣總結自己的“張愛玲研究”。

　　從出版第一部張愛玲遺作《重返邊城》開始，在接管“遺產”的六年內，宋以朗又整理出版了《小團圓》《異鄉記》《張愛玲私語錄》《易經》《雷峰塔》《宋家客廳》《少帥》等七部張愛玲作品及相關書籍。

　　他依舊很少從感性的文學角度分析張愛玲的作品，而在任何與張愛玲相關的學術研討會與媒體活動上，坐在嘉賓席上的宋以朗一般都會面帶微笑，認真地傾聽其余研究者的發言，并偶爾用詞不達意的普通話補充兩句。

　　張愛玲研究學者陳子善卻覺得宋以朗的頭腦“非常清楚”，按照陳子善的講述，宋以朗幾乎收集了市面上能看到的所有張愛玲傳記，并且他看待問題的角度異于常人。“比如大家都說張愛玲的《少帥》是寫西安事變的，但宋以朗所感興趣的點是，這種看法究竟是誰第一個提出來，然后他會去調查研究。”陳子善說。

　　“我從來都不會去說這本書寫得很好，這本書寫得很差。因為我真的不懂。”宋以朗對《中國新聞周刊》開著玩笑。

宋以朗。

　　“如果我真的銷毀這個東西，我不是人”

　　《小團圓》是宋以朗出版的第一本張愛玲遺稿。

　　這本書出版伊始，曾在中國兩岸三地的文學界引發起巨大爭議，但爭議的主題，卻并不是因為其文學價值，而是集中在它是否應該出版問世上。

　　按照宋以朗的回憶，他最初接手這份遺稿是在2007年母親鄺文美女士去世之后，彼時的他還遠遠沒有意識到張愛玲冥冥之中轉交給他的這份“禮物”會在將來的歲月，生出多少牽絆甚至麻煩。

　　面對紛繁復雜的張愛玲遺留稿件，宋以朗先從較為簡單的工作開始著手，在整理完成《重返邊城》等“斷簡殘片”之后，他不得不面對這部長達16萬字、619頁張愛玲用疏落的字體，謄寫得整整齊齊的完整手稿。

　　“我從沒有見過一份手稿是《小團圓》這么厚的，我一頁一頁地看，統統都是工工整整。當時我想，如果我真的銷毀這個東西，我不是人。這種東西以后不會再有了。我是將近四十年沒有寫過中文的，一直都是用電腦鍵盤打字，我很難想象今天還有作家會手寫幾十萬字的小說，幾乎是沒有可能的。”宋以朗回憶說。

　　宋以朗沒有按照張愛玲在“遺囑”中所提及的那樣“……《小團圓》小說要銷毀。這些我沒細想，過天再說了。”而是選擇在2009年，將它正式出版。“我有三種選擇，出版，銷毀，或者擱置，等其他人來做出決定。但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已經六十幾歲了，自己沒有兒女，而我姐姐的兒女都是美籍華人，他們不懂中文，所以最終這個決定，還是得我來做。”宋以朗說。

　　文學家木心曾在一篇題為《素履之往》的文章中評價張愛玲，他把張愛玲稱呼為“亂世的佳人”，而“世不亂了，人也不佳了”。言下之意，木心認為張愛玲的創作源泉，來自于“孤島”時期的上海，而當亂世結束，她的文學生命也就戛然而止了。

　　而作家、學者、中國內地版《張愛玲全集》的主編止庵則認為，木心之所以作出這樣的評價，是因為“對于張愛玲后期的創作脈絡并不熟悉”。

　　“《小團圓》一出，對現有張愛玲的研究不是補充，而是一種‘顛覆’。”學者止庵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看了《小團圓》以后，我們才發現，原來張愛玲的那些傳記都白寫了，過去根據有限的材料，大家做出一些判斷，比如她跟傅雷、蘇青、胡蘭成、桑弧等人的關系，其實都是一面之詞，因為《小團圓》，原來的很多說法都需要我們去重新審視和審核。”止庵說。

　　但有意思的是，張愛玲生前發表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在1994年出版的《對照記》，在那部書中，張愛玲為自己挑選出來的家族照片一一作了解釋說明，她的祖父母、爸爸媽媽、姑姑、弟弟……都紛紛入文，筆調散淡卻不時流露出懷鄉憶舊的脈脈溫情。

　　時隔十五年之后，作為張愛玲去世后“發表”的第一部小說作品，《小團圓》卻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暗示出了張愛玲對于自己家族以及親人的另外一種認知。在《小團圓》中，張愛玲的文筆冷靜而殘酷，她甚至以一種“揭發”的姿態，描寫出親人之間的嫌棄與淡漠，情人之間的糾纏與算計……

　　“《小團圓》不提供傳記材料，它提供的都是對現有傳記材料的破壞。”止庵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說。

　　“我覺得在這段話中，張愛玲說出了她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我想張愛玲對這個故事感興趣，是因為它看上去有一點像《傾城之戀》，是‘西安事變’成全了趙四小姐，如果沒有那場事變，他們倆人的關系就算完了。”宋以朗“揣度”著張愛玲寫作《少帥》的初衷。

　　那是一個沒有寫完的故事，夾雜在云遮霧罩的歷史敘事中，我們隱隱看出了一個單純少女與一個倜儻軍官之間的愛情故事。但那似乎并不是我們所能夠想象出的張學良與趙四小姐，而是張愛玲對于歷史抑或自身的某種投射。

　　與《小團圓》所不同的是，《少帥》的文字稿在張愛玲在世時，除了她自己，從未有人真正讀過。在1995年張愛玲去世之后，《少帥》的英文打字稿夾雜在大批遺物中，郵寄到香港宋淇與鄺文美夫婦手中。鄺文美后來又將它與一部分張愛玲的書信一起，捐贈給美國南加州大學的圖書館，并在那里靜靜擱置了十幾年。

　　“我不認為《少帥》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如果不熟悉張愛玲，你會看得一頭霧水。”宋以朗這樣形容這部作品。

　　《少帥》是張愛玲在上世紀60年代移居美國后，用英文寫成的小說。她為了這個故事，甚至用長達三年的時間來搜集、考證歷史資料，但最終在寫完短短七章之后，她放棄了它。沒有人知道張愛玲提起筆并最終放下的原因。

　　“如果要我猜，我覺得接下來的第八章應該寫‘九一八’，第九章就是西安事變，第十章寫臺灣，如果張愛玲在1990年到1992年還在寫作的話，那時候，她應該會寫到張學良解禁之后的生活。”宋以朗說。

　　張愛玲曾經在1937年中學畢業時，填寫了一份刊登在校刊《鳳藻》上，由畢業生回答“最喜歡什么”“最恨什么”的調查問卷。在那份問卷調查中，“最喜歡的人物”一欄，張愛玲填寫的是“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愛德華八世。

　　后來，在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通信中，她又提及這份表格，并將它稱為自己的“愛憎表”。宋以朗認為，在這份“愛憎表”中，已經透露了張愛玲對于愛德華八世這類性情人物的仰慕，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她對“少帥”張學良產生興趣的緣由。

　　“在張愛玲的眼中，張學良和趙四小姐似乎將浪漫愛情看得比國家大事都更重要，所以《少帥》其實是一個愛情故事，延續著她投射在愛德華八世身上的少女幻想。”宋以朗說。

　　止庵則認為，“張愛玲也許是在少帥的身上，看到歷史和時代變化的縮影。”張愛玲是在上世紀60年代開始動筆寫這個發生在距離她寫作時四十年前的故事，“如果之前有人寫它，一定會寫成一個張恨水式鴛鴦蝴蝶的小說，但時隔四十年之后，一切事情塵埃落定，只剩下一對老人，他們還活著，但世界已經把他們遺忘了。”止庵猜測，正是這樣的時代滄桑感引發了張愛玲的興趣。

　　美國作家塞林格曾經在他的小說《麥田里的守望者》中，借著主人公之口戲謔著提出了一個關于讀者與作家之間關系的問題，“有些作家你讀完他的書，會想打電話和他聊聊;而有些作家，你覺得他的書也不錯，但絕不會想和他成為朋友。”而中國學者錢鐘書也曾提到過類似的話題，“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

　　但對于張愛玲來說，她可能是整個華語文學界擁有“粉絲”最多的作家，即便在上世紀她隱居美國之時，也有記者不遠萬里找到她居住的寓所，求見不得后，通過撿拾張愛玲丟棄的垃圾，最后敷衍出了一篇長達萬字、題為《華麗緣──我的鄰居張愛玲》的文字報道。

　　“假如張愛玲還活著，以她的性格，她一定不會有興趣與讀者和研究者做朋友。”止庵和陳子善都這么認為。

　　止庵甚至還舉了一個張愛玲游覽臺灣的例子，“在《重返邊城》中，張愛玲全文只提到過一個在臺灣期間陪同她游覽的朋友的名字，是畫家席德進。而在花蓮與她最親密熟悉的王禎和卻只字未提，甚至后來王禎和去美國，張愛玲也并沒有見他。”而后來止庵“考證”出，張愛玲在寫作《重返邊城》的時候，當年陪她同游的人中，只有席德進在她寫作之時已經去世。“她提了死去的人，卻不提健在的人，這很有意思。”止庵說道。

　　就像張愛玲那些寫下一半就攔腰斬斷、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結局的故事一樣，隔著重重似是而非的往事資料，我們也永遠看不清這位中國現代擁有最多話題的女作家真正的模樣。但換一種角度，正如同張愛玲在散文《燼余錄》所寫的那樣：“我沒有寫歷史的志愿，也沒有資格評論史家應持何種態度，可是私下里總希望他們多說點不相干的話。現實這樣東西是沒有系統的，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囂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剎那，聽得出音樂的調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擁上來，淹沒了那點了解。”

　　“我覺得在這段話中，張愛玲說出了她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宋以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