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是20世紀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著作等身，是匪徒和原始叛亂研究及爵士評論的最先踐行者，是英國新社會史學派的奠基人和旗手。
霍布斯鮑姆是個特殊的人，一則出身特殊，是一個中歐猶太裔英國人；二則行為特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保留英國共產黨黨員身份直到英國共產黨解體；再則歷史研究的領域特殊，他的19、20世紀“四部曲”被認為是上接馬克·布洛赫《封建社會》、費爾南·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并可與之媲美的巨著，而且對爵士樂、盜匪與原始叛亂的研究更是特殊。僅此幾點，便使讀者期望了解他的生平經歷。
霍布斯鮑姆是“一位終生不渝卻非典型的共產主義者”，而他對共產主義的選擇是與他的童年經歷有關的。霍布斯鮑姆在奧地利維也納度過了童年。在1920年代的奧地利，“不僅是一個原本就不想存在的國家，更處于難以為繼的困境”。霍布斯鮑姆經歷了種種經濟困境，他的家庭境況令人擔憂。不幸的是，他的父親是一個家無恒產、缺乏專業技能的人，在絕望中于1929年驟逝。兩年之后，身為業余作家的母親抑郁而終。
失去雙親的霍布斯鮑姆前往柏林投靠叔父和姨媽，在那里住了兩年（1931—1933年）。此時正值全球經濟危機，德國魏瑪共和國傾覆之際和納粹主義興起之時。在這樣一個“災難的年代”中，“很難想象何謂生活在一個根本再也無法繼續下去的世界里面。那甚至還不能真正稱作‘世界’，只能說是一個臨時停靠站，一個介于已經死亡的過去和尚未誕生的將來之間的過渡狀態。”此時的霍布斯鮑姆就處在這樣一個火山口，等待著火山的噴發。
期間，霍布斯鮑姆從一個中學生變成一位共產黨員。在危機四伏的柏林，每個人都是泰坦尼克號郵輪的乘客，不得不與政治聯系起來。這時，對霍布斯鮑姆而言只有一個選擇，因為“德意志民族主義不可能成為一個英國猶太人的選項，不論是亨利親王中學傳統形式的民族主義，還是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情況都沒有兩樣”。1932年秋他加入共產黨的附屬組織“社會主義學生聯盟”，參加各種抵制希特勒上臺的活動。希特勒上臺后，以“國會縱火案”為借口取締共產黨。排猶活動使霍布斯鮑姆離開柏林，前往英國，“走上了另一段迷航之旅”。
1936年霍布斯鮑姆進入劍橋大學，其政治活動再度活躍起來，成為1930年代后半期劍橋大學部的共產黨學生主角之一。1936年霍布斯鮑姆加入英國共產黨。在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時代背景下，共產主義的隊伍迅速壯大，英國共產黨成員激增。
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發表“秘密報告”，劍鋒直指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秘密報告文本披露后，震驚世界，特別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地震性的影響。英國共產黨領導層則試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而事件的發展卻使大批共產黨員知識分子退黨。霍布斯鮑姆回憶說：“1956年起先只出現了一連串較小規模的危機；蘇聯軍隊重新征服匈牙利使得危機以駭人聽聞的方式達到最高潮；緊接著是長達數月的無謂時論；最后事態急轉直下讓我們只能精疲力竭地承認挫敗。”這一年，英國共產黨在“政治生活上處于集體精神崩潰的邊緣”。然而，霍布斯鮑姆選擇繼續留在共產黨，但與其他退黨的同事一樣，他在政治上失去了歸宿。
1960年代前后幾年，構成了霍布斯鮑姆人生的分水嶺。他始終堅持自己的共產主義者的身份，但是已經沒有了政治激情。面對1960年代如火如荼的學生運動，霍布斯鮑姆選擇旁觀。此后，他將更多的激情用在歷史研究。
從改造世界到解釋世界，霍布斯鮑姆用自己的著作繼續發揮作為一名共產主義者的影響力。
作為歷史學家的霍布斯鮑姆
湯普森謝世后，霍布斯鮑姆成為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的標志性人物。他一生著述甚豐，包括著名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962）、《資本的年代》（1975）、《帝國的年代》（1987）、《極端的年代》（1994），另外還有史學方法的著作《論歷史》，及研究下層人民的著作《勞工的轉折點》、《原始的叛亂》、《勞工：勞工史研究》、《匪徒》等，研究爵士樂的《爵士風情》等。此外，他還是著名的歷史期刊《過去與現在》的創始人員和編委會成員。
霍布斯鮑姆學術生涯的真正起點是在英國。1934年，17歲的霍布斯鮑姆就立志成為一名歷史學家。在這段時間，他成為爵士樂愛好者，這為以后寫作《爵士風情》和用音樂去了解美國打下了基礎。霍布斯鮑姆走向學術，與“法律上的父母”（因父母早亡，葛蕾特姨媽和悉德尼叔叔成為他的養父母）有關。他們希望他能夠憑真本事進入大學，而不是癡迷于政治運動。
進入劍橋后，霍氏參加了很多學生活動，編輯《格蘭塔》，進入“使徒會”，而且在學位考試中得到“星級”一等榮譽。霍氏認為，“黨并不在意我們的個人需求，只要那不違背黨的路線即可。但我們的職責不僅在于獲得良好的學位考試成績，而且還要將馬克思主義融入我們的工作”。在劍橋，霍氏開始接受嚴格的史學訓練。
對于40歲之前的霍布斯鮑姆而言，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的討論，對他的史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在1946年至1956年發起成立了共產黨史學家小組，霍氏在1956年多事之秋時擔任該小組的主席。這十年中，他們持續舉辦馬克思主義研討會，定期舉行會議。地點是加里波第餐廳樓上的房間或“馬克思屋”。1952年創辦《過去與現在》期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與非馬克思主義者進行學術交流與爭論的平臺。十年研討會的生活，對霍布斯鮑姆的史學觀念和史學方法都有影響，他曾撰文回憶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
霍布斯鮑姆在自傳中專辟一章來寫歷史撰述的變化，題為“與歷史學家為伍”。通過對比波斯坦與納米爾的差異，霍氏指出，“歷史學在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之間的主要發展趨勢。那是一場論戰，參戰的一方基于傳統假定，認為‘歷史就是過去的政治’……另一方則認為歷史就是各種社會與文化在結構上的變遷。一方將歷史視為敘事，另一方則將歷史視為綜合分析。一方認為不可能以偏概全掌握人類過去的事務，另一方卻認為觸類旁通乃是必要的工作。”霍布斯鮑姆屬于歷史撰述現代派，與傳統派展開論戰。論戰的結果也許可以借用霍布斯鮑姆的原話，“即便如此，人們在1970年前后已可做出一個看似合理的假定：開始于19世紀90年代的歷史學現代化之戰早已勝利。”1960年代末期的文化革命對歷史撰述產生了影響，與其說是知識上的挑戰，倒不如說是情緒上的轉變。政治向歷史施加壓力，“歷史從未像今日這般遭到人們篡改和發明，但那些人想要的……只是一種可以配合其目的的‘過去’。今日是歷史迷思的黃金時代。專業人士對抗政治、捍衛歷史的必要性，如今顯得格外迫切。我們責無旁貸。”這是一位老者和智者發出的警告，至今仍有啟迪意義。
作為歷史學家的霍布斯鮑姆以筆為利器，針砭時弊，或政治現狀，或歷史研究的傳統。以他為代表的英國新社會史學派，注重考察下層人民的歷史，主張“自下而上”地研究歷史。霍氏用馬克思主義進行歷史研究，而不拘泥馬克思經典的教條。他用歷史學家的睿智分析時勢，擔當了一位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
雙重身份的霍布斯鮑姆
霍布斯鮑姆雙重身份的形成，是在劍橋大學求學期間。在劍橋，他加入英國共產黨，積極參加各類俱樂部和團體，而且學位考試獲得星級一等榮譽，可以說這是霍布斯鮑姆雙重身份愉快合作。而雙重身份的第一次撞面發生在完成劍橋學業后，霍布斯鮑姆開始尋找職位之時。這時，各國開始反共運動，進行整肅活動。英國也不例外，但是“做法比較低調且更具紳士風格”。作為一名共產黨員，霍布斯鮑姆在尋求職位和進行學術活動時受到掣肘。但幸運的是，他任教的伯貝克學院沒有出現明顯的反共跡象。而且該學院學生一貫的政治傳統都偏向左派。霍布斯鮑姆在該學院“渾然天成的保護傘下面避開了外界的冷戰壓力。縱使如此，整體的學術環境并不好”。
從1948年起的十年中，霍布斯鮑姆前往劍橋大學擔任經濟史教席屢次被拒，而且在職稱上也無法升為高級講師。在接獲來自美國的第一封邀請函時，霍布斯鮑姆請朋友幫忙寫一份學術證明，而朋友在爽快答應之后，緊接著問了一句——“你還待在共產黨里面嗎？”這就是冷戰時代的寫照。霍氏回憶：“冷戰最讓我憤慨的記憶并非沒有工作，或者信件顯然遭到拆閱，而是我的第一本書。”這是一本探討工資勞動者興起的小書，霍氏交稿后卻被告知因言論過于偏頗不能出版，只給了25基尼安慰金。這時，幸運之神再次降，霍布斯鮑姆認識了出版商喬治·魏登菲德，這位出版商出版了他同一主題的一本書，并向他約稿。
霍氏度過了1950年代的人生過渡期后，私人生活與職業生涯都出現了改變。在古巴危機期間與瑪蓮喜結連理。開始在國際上贏得若干聲譽，故此可以前往其他地方旅行，在60年代前往美國、古巴進行學術交流，前往拉美進行考察。由于共產黨員身份，霍布斯鮑姆得以接觸到這些國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比如古巴的卡斯特羅等。在實地考察的過程中，充實和驗證他的歷史研究，特別是《原始的叛亂》。
對霍布斯鮑姆而言，馬克思主義為他進行歷史分析提供了一種視角和一種歷史觀。他能夠很好地處理這雙重身份的關系。但是，正如錢幣的兩面，這種奇妙的結合使他避開共產黨的歷史，對其三緘其口。在冷戰時期，對蘇聯政策一邊倒，“我們咽下自己的疑問與心中的保留，捍衛了蘇聯”。當蘇聯這艘滿目瘡痍的游輪最終沉入大海，“從短期或中期的角度來看，失敗者不僅僅是前蘇聯的人民而已，更包括了全世界的貧苦群眾”。霍布斯鮑姆對離開共產黨的那些知識分子所參加的“新左派”不能給以中肯的評價，他認為“這些‘新左派’盡管具備可觀的知識創造力，卻依然無足輕重”。
2012年10月1日，霍布斯鮑姆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95歲。時任英國工黨領袖的米利班德贊揚霍氏“是一位杰出的歷史學家，他的著作讓無數人了解了英國上千年的歷史。他把歷史帶出象牙塔，帶進了人們的生活”。作為共產黨員與歷史學家的霍布斯鮑姆，他的人生經歷濃縮了20世紀的世界歷史。